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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Together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mpower the world through the use of free software. The only way to counter proprietary software companies and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they use to strip user rights is through the power of your voice and your generosity.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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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針對英文原版頁面的中文翻譯。

對版權的誤解—一系列的錯誤

Richard Stallman

在版權領域,正在發生著一些奇怪并且危險的事情。根據美國憲法,版權的存在是為了讓那些讀書、聽音樂、看電影或是用軟件的用戶受益,而非為了出版商、發行商或作者。版權法律中的種種約束都是號稱“為用戶著想”,不過現實中,人們卻不斷地拒絕、違抗著這些束縛。面對公眾的反抗,美國政府反而繼續增加限制,用新的嚴刑酷法來恐嚇大眾,以便讓他們聽話。

版權政策何以發展到如此,以至于與它的初衷背道而馳? 而我們又該如何讓其回歸正途? 要理解這些,我們必須追本溯源,來看看美國版權法的基礎: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下的版權思維

起草美國憲法時,“作者獨享其作品的版權”這一觀點被提出時就遭到了反對。于是美國的立國者采用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前提 ── 版權并非是作者的自然權利,而是為了社會的發展,人為做出的一種讓步。下面的一段話引自美國憲法,表明了美國憲法中,對于版權的態度(見第一條,第八款)。

[國會有權]保障著作家和發明家對其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的專有權利,以促進科學和實用藝術之進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推動社會發展意味著讓版權作品的用戶受益。例如,在福克斯電影公司訴Doyal案中,法院就曾表示,

美國的唯一利益和授予【版權】壟斷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公眾從創作者的勞動中獲益。

這一根本性的決定解釋了為什么版權并非是憲法所要求的,而僅僅是憲法允許將其作為一種選擇──以及為什么它被認為僅有“一定期限”。假如版權是一種自然權利,那么這種權利就應理所當然地被作者享有,也就沒有什么人或組織可以在一定時期后,公正地終止這一權利。倘若這種自然權利能夠如此被公正地終止,那么無異于讓每個人的房子,在一定時期后變為公共財產。

“版權交易”

版權體系會保證出版商和創作者的特權,從而使他們受益;但這么做的目的卻絕非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之所以這么做,更多地是為了能夠影響這些人的行為:鼓勵創作者更多地創造并發布其作品。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政府以公眾的身份做交易,通過犧牲公眾的自然權利,為公眾換來更多的出版作品。法律學者將這一概念稱為“版權交易”或“以權購版”(copyright bargain)。這就好比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修建高速公路或機場,只不過在版權交易中,政府支付的是我們的自由而非我們的金錢。

然而,這樣的交易是否真的有利于公眾呢?還有很多可選的交易方案,哪個又是最好的呢?版權政策中的每個議點都是這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曲解了這問題本身,那么我們將會很可能做出糟糕的決策。

美國憲法將版權授予創作者本人。而在實際當中,創作者通常將版權轉讓給出版商。因此,通常是擁有這些權利的出版商受益,而非作者本人──盡管作者也可能從中分得一杯羹。因此,通常是出版商去游說要加強版權所有者的權利。這里為了更好地反映版權方面的實際情況,避免對他們粉飾神化,本文中使用“出版商”來描述版權的所有者,而非“創作者”。并使用“讀者”一詞來描述版權作品的用戶。這并非總是意味著要“讀”什么,僅僅是因為“用戶”一詞太過抽象,遠離生活。

錯誤一:“尋求一個平衡”

以權購版的思維將公眾放在第一位:讓讀者大眾獲益是其最終目的;這中間,出版商也許會有利可圖,但這絕非是最終目的,僅僅是為了達目的而踏出的一步。讀者的利益和出版商的利益在優先權上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對版權本身目的的一種曲解往往產生于此:將出版商提升到了與讀者同等重要的級別上。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美國版權法是為了在出版商與讀者的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這一說法的支持者們認為,這種解釋與美國憲法站在同一立場,僅僅是表述不同;換言之,他們認為這種解釋與以權購版等價。

然而,這兩種解釋方式卻相去甚遠;不僅概念相異,而且暗含不同。這一“平衡”的觀點假定了讀者與出版商的利益,在重要性上僅僅是量上的差別。這種觀點認為,這無非就是個孰輕孰重的問題,再對不同權重采取不同措施。“股東”一詞常被用來塑造這個觀點;它假定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每一方的利益都是同等重要的。這一觀點否認讀者與出版商之間的利益存在著質的差別,然而這種質的差別卻是政府參與以權購版交易的根本原因。

這種利益平衡的觀點貽害頗深,因為它拒絕強調對公眾的最大保護。而在以權購版的概念中,這種保護被不斷重申:版權所授予的特權僅僅能夠以讀者的名義進行修正,而非是以出版商的名義。由于使出版商獲益在此也被視為目的之一,那么也就可以以此為名修正版權所涉權利;換言之,“平衡”的觀點認為可以以某些人而非公眾的名義,修正版權所有者的權利。

在實際當中,這種”平衡“的觀點顛倒了這套公正地修正版權法的流程:以權購版將責任放在出版商那里,需要出版商去勸告讀者放棄一定程度的自由;“平衡”的觀點將這一責任倒置了。簡單點說,以“平衡”的觀點來看,既然出版商擁有特權,那么基于這種特權而獲利則是無可厚非的。除非可以證明這種獲利途徑會對讀者產生傷害,讓讀者得不償失,否則,我們很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出版商可以獲得任何他們要求的特權。

由于這種所謂的在出版商與讀者間“尋求一種平衡”的觀點忽視了讀者群本身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拋棄它。

誰該跟誰找平衡?

當政府以公眾的名義,為人民購買商品的時候,它有責任為其爭取一份最好的交易。這種交易應該對公眾而言最劃算,而絕非對協議中的另一方。

比如,在和某個建筑公司簽訂一份修建公路的合同時,政府該考慮盡可能少地花費公眾的錢財。為此政府部門會利用競價的手段來降低價格。

實際當中,價格不可能為零,因為承包商不可能把價格降得這么低。雖說沒有特殊聲明,但是他們同樣擁有著一個自由社會公民的權利,這其中就包括拒絕不劃算的合同。所以,哪怕是最低的出價,也會讓承包商有得賺。如此說來,這其中的確存在著平衡。但這不是兩個利益集團出于各自獲利的考慮而蓄意造成的平衡,公眾目標和市場力量才是這種平衡的造就者。也就是說政府嘗試為納稅人在自由社會和自由市場的環境中,爭取到最好的交易。

在以權購版的交易中,政府花費的是我們的自由,而非金錢。它比金錢更加珍貴,因此政府也有責任更加明智、更加謹慎地花費我們的自由。并且,永遠也不能將出版商的利益和公眾的自由等同視之。

并非“平衡”,而是“妥協”

版權法的目的在于平衡讀者與出版商之間的利益,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但其中的確存在著需要權衡的兩個利益:讀者的兩個利益。其一是讀者使用出版物的自由程度;其二,根據情況,讀者也會利用某些獎懲機制來鼓勵創新和出版,從而獲得更多的創新作品。

“平衡”一詞在討論版權時,代表了在讀者與出版商間“尋求平衡”。因此,繼續使用“平衡”來描述讀者的兩個利益難免會發生誤會。[1]我們得換個詞兒。

概括起來,當一個實體有著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并且不能同時完全實現它們,我們稱這其中需要進行“妥協”。如此的話,我們最好說“在是否消費我們自由的問題上,找個妥協的方案”,而不是說在各方之間“尋求一個平衡”

錯誤二:產出最大化

第二個錯誤是對版權目的的曲解。版權常常被誤以為是為了最大化出版作品的數量,而非僅僅是增加它們的數量。“尋求平衡”的觀點錯在把出版商的重要性提升到了與讀者的重要性等同的地位。而這第二個錯誤,則將出版商凌駕于讀者之上。

當我們買東西的時候,我們絕不會把倉庫里的商品盡數全包,更不會總買最貴最好的。相反,我們只會買我們需要的,然后留著點錢去買別的東西。我們不求最好,只求質量夠硬。所謂的“收益遞減”原則告誡我們,花掉所有的錢來買一樣東西是不能充分利用資源的。我們總還會留著一些去買點別的。

和買東西類似,收益遞減原則在版權問題上也同樣適用。我們第一份花掉的自由,應該是讓我們損失最少,而又最能鼓勵更多出版的。隨著我們繼續花費公眾的自由,我們會發現,每一次增加花費都會帶來比上一次更大的損失,而收益卻沒上次多。當收益逐漸趨近與零,我們就會說,多出的那份花銷不值得。于是我們確定了一份交易,它可以增加出版物的數量,但是又不會超出某個界限。

產出最大化的這一說法否認了這些真知灼見,它指揮著大眾為了多出一絲創新,而放棄幾乎全部的使用出版物和作品的自由。

最大化的論調

實際當中,政客們的花言巧語廣為流傳,不斷地支持著所謂產出最大化的目標,不計公眾自由的花銷。他們斷定公開地復制這些作品是非法的,不公平的,是從根上大錯特錯的。比如,那些出版商把復制的行為稱為“剽竊”,用這么一個貶義詞把你和鄰居們共享信息的行為等同于攻擊商船。(剽竊這個貶義詞曾經被創作者們用來形容出版商,他們利用合法途徑出版未授權的作品版本。如今的出版商則是偷梁換柱,用這個詞來誣蔑讀者的復制行為。)這種修辭直接地否認了憲法關于版權的觀點,卻還裝出一幅重申美國法律傳統的模樣。

“剽竊”一詞這里被廣泛使用,它蒙蔽了媒體,使得很少人意識到它帶來的根本性改變。這法子很有效,因為如果說復制本身就是本質上不合乎道義的,那么我們就永遠也不能反對出版商的要求,哪怕我們會為此而放棄自由。換個說法,當公眾需要證明為什么出版商不該獲得更大的權利時,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我們就是想要去復制它”—就已然被事先否定了。

這么一來,就遺留了一個重要問題,倘若要反對增強版權所有者的權利,就不得不引用一些次要論點。看看如今關于反對增強版權所有者權利的爭論,幾乎清一色地都在引用著那些無關痛癢的次要問題。沒有哪個敢站出來把發行拷貝的自由當做是一個合法的公眾價值觀。

于是現實當中,出版商就可以如此囂張:“一些行為致使我們的銷量減少—或者說我們認為它們可能會導致銷量減少—我們推測這會削減一定數量的創新產品—具體數量還不得而知。因此,這些行為必須被禁止。”于是我們被蒙騙著得出了一個荒唐的怪論:公眾利益是由出版商的銷量來衡量的。只要是對General Media1有利的,就是對美利堅有益的。

錯誤三:出版商權利最大化

出版商宣揚的觀點,是不計代價地使出版作品最大化。一旦這一觀點被接受,他們緊接著會論證,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將他們的權利最大化—讓版權覆蓋所有能想到的工作,或者利用法律工具,比如使用所謂的“拆封許可”2,來達到相同的效果。這個所謂的目標,完全無視“合理使用”(Fair use)和“權利窮竭原則”(Right of first sale)3。并且滲透到每個政府部門,從美國各州,到全世界。

出版商權力的最大化是荒謬的,因為嚴苛的版權規則反而會阻礙創新。莎士比亞也曾在他的作品中借用了別人在十幾年前創作的戲劇中的橋段。設想如果遵照今天的版權法,莎翁的戲劇將會被視為非法。

退一步說,就算我們想要不計代價地獲得最快的作品創作速度,那么最大化出版商的權利也不是通往此處的正確途徑。作為一種提升出版速度的手段,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三個錯誤的后果

當前版權的立法趨勢,是授予出版商盡量多的權利,和更久的版權有效期。版權的根本理念,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被各種各樣的錯誤曲解著。油嘴滑舌的立法者們打著“版權為公眾”的幌子,實際上卻對出版商有求必應。

舉個例子吧,參議員Hatch提出了S. 483法案。該1995法案要求版權有效期延長二十年。對此該議員辯稱:

我確信我們正在面臨著兩個問題:其一,當前的版權法是否足夠保護作者的利益;其二,這種保護是否足以鼓勵更多的創新。

這一法案將會延長1920年以后發布的作品的版權有效期。對出版商來說這好像天上掉餡餅,而對公眾來說,這有害無益。因為沒有法子讓時光倒流,增加那個年代之前的出版量,從而讓公眾獲得更多自由使用的作品。不過無論如何,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這法案卻切實地消耗了公眾的自由—無法自由地再版那個年代作品。請注意宣傳詞匯“保護的使用,”它包含了三個錯誤中的第二個。

這一法案同時也延長了即將出版作品的版權有效期。對于即將出版的作品,版權有效期由原來的75年延長到了95年。理論上講,這也許確實能夠激勵更多的創新,但是任何聲稱需要這些額外鼓勵的出版商,最好都拿出一個像樣的2075年的預計資產負債表來說話。

到頭來,議會也沒有對出版商的提議有什么問題:一個延長版權有效期的法律條文在1998年生效了。這就是“松尼-波諾版權期延長法案”(So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此法案以其中一位支持者命名,這位松尼先生在法案生效前去世了。我們其實常常把它叫做“米老鼠版權法案”,因為我們都認為,真正推動這項法案,是為了讓米老鼠這一角色的版權繼續生效。波諾的遺孀繼續了他的工作,并表示:

實際上,松尼希望版權可以永久持有。但是有人告訴我,這么做是違背憲法的。我誠摯地邀請各位能夠與我并肩,為全方位地加強版權法而努力。各位也許還知道杰克.華倫蒂(Jack Valenti)也提交了類似的議案。他表示,版權的期限應該延續到世界末日(forever less one day)。也許委員會應該在下屆國會考慮看看那份提案4

雖然版權期延長法案對憲法當中推進社會發展的目的毫無益處,最高法院最終還是同意了這個顛覆了整個法律系統的提議。

在1997年通過的另一項法案,使得復制任何出版物到達一定數量后,便被視為重刑罪。哪怕你僅僅為了表示友好而把它們送給你的朋友。在這之前,這種贈送行為在美國并非被視為犯罪。

另一項更糟糕的法律就是千禧數字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該法案再次提出當時稱為“反拷貝”機制—現在叫做DRM(Digital Restrictions Management,數字限制管理)—一直以來計算機用戶都對這種機制深惡痛絕。因為這一法案將任何破解反拷貝機制的行為變為非法,哪怕僅僅是發布破解方法。這法案我看最好叫做“千家傳媒合謀法案”(Domination by Media Corporations Act),因為它根本就是讓出版商有權制定適合自己的版權法。該法案聲稱,出版商有權對其作品的使用做出任何限制。這些限制,可以借助該法案賦予的特權,利用加密或許可證管理器等方式來強制執行。

有人曾辯解道,這個法案是實現了最近出臺的一項關于加強版權的條約。該條約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頒布。而該組織則被一群版權和專利持有者掌控著,并由克林頓政府支持,只會為了他們的利益說話。這項條約只是加強版權持有人的權力,而至于它是否會為公眾利益服務就另當別論了。不管怎樣,這項法案也大大超出了條約所要求的范圍。

圖書館是反對這項法案的中堅力量,因為在圖書館中的復制行為應屬合理使用范疇,而這種行為也可能會根據此法案而被禁止。出版商對此又作何反應呢?Pat Schroeder,以前是出版商的代表,現為美國出版商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的院外活動集團成員。他表示,出版商“倘若按照[圖書館的]要求做就根本不能活“。可是圖書館所要求的和幾十年前沒什么兩樣,它不過是在維持現狀。說來就奇怪了,出版商又是靠什么來存活至今的呢?

國會議員巴尼-福蘭克(Barney Frank)在一次會議上和我還有其它幾個反對該項法案的人碰面,他向我們展示了美國憲法中關于版權的觀點是怎樣被忽視的。他說,由于“電影業”,“唱片業”和其它“產業”都“對現狀表示擔憂”,急需通過加大處罰力度來擴大權利。我于是問道:“但是這有沒有考慮到公眾的利益呢?”他接著換用出版商的口氣答道:“這年頭你還考慮公眾利益?這些創新型人才可不會為了什么公眾利益而放棄自己的權利!”這些五花八門的“產業”雇傭著大量所謂“創新型人才”,并以此為幌子,將版權作為自己理應獲得的特權。憲法由此被徹底顛覆。

千禧數字版權法案在1998年生效。生效之日起,法案規定合理使用依然在名義上是合法的,但是允許出版商以某種形式禁止用戶使用軟件或硬件。事實的結果是,合理使用由此被禁止了。

基于這項法案,電影業可以監視那些用來播放DVD光盤的自由軟件,甚至有權監視DVD數據是如何被讀取的。在2001年四月,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愛德華-費爾頓教授(Professor Edward Felten)僅僅由于發表了一篇科研論文,便被美國唱片工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RIAA)一紙訴狀告上法庭。因為該論文涉及了最新的密碼學研究成果,而他所研究的加密體系正是用來加密音樂唱片的。

我們還可以發現,與傳統紙制書相比,電子書剝奪了讀者大量的自由—比如,自由地把書借給朋友,賣到二手書店,或是自由地從圖書館借閱,不署名地購買,甚至是自由地讀上第二遍。加密的電子書基本上都會對上述行為進行限制—想讀這些電子書?你得用個專用的軟件,任憑它對你做出任何限制,你卻對此無能為力,因為這些軟件的內部運行細節是保秘的。

我可不會買這些加了密,還處處受限的電子書。我希望你也能夠主動抵制它們。要是哪個電子書不能像傳統書那樣,讓讀者獲得應有的自由,那就別搭理它!

任何個人,倘若獨立發布可以閱讀那些受限電子書的軟件,都有被起訴的風險。一個名叫Dmitry Sklyarov的俄羅斯程序員在2001年來美國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被逮捕。因為他在俄羅斯寫了一個類似的軟件,而這種軟件在當地是合法的。不過現在俄羅斯正在籌備制定類似的法律來禁止此類軟件,歐盟在最近已經采用了類似的法律。

大眾市場上,電子書已經是一個失敗的商業嘗試。但這并非是由于讀者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由而使其失敗的。電子書本來就不太討人喜歡。比如說,盯著電腦屏幕讀書會讓人很不舒服。但是我們可不能指望這么一個幸運的缺陷能夠保護我們多久。下一步改進電子書的方案將是采用“電子紙張”—一個長得像書的玩意,可以在里面放上受限的加密電子書。假如這種類似紙張的顯示效果收到歡迎,我們則更需要維護我們的自由。與此同時,電子書也正在步步侵蝕著我們的生活: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NYU)和其它一些牙科學校要求它們的學生購買的教材,全是受限的電子書。

那些傳媒公司可還沒滿足。在2001年,在迪斯尼的資助下,參議員霍靈思(Senator Hollings)提交了“安全系統標準與認證法案”(Security Systems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Act,SSSCA)[2]。該法案規定,所有計算機設備(以及全部數字錄制和/或播放設備)必須裝有政府授權的拷貝限制系統。這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在提案中的第一項,就是禁止一切可以播放HDTV的數字設備,除非它們可以讓用戶無法”篡改“作品(也就是說,用戶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修改)。由于自由軟件本身就允許用戶對軟件進行修改,我們在這里第一次遇到了一個法案,明顯地阻止了自由軟件做某些工作。這么看來,禁止其他操作也就不遠了。假如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采納了該法案,那么現有的自由軟件,比如GNU Radio,將會被審查。

阻止這些法案和規章需要政治上的行動。[3]

找個劃算的交易

如何合理地制定版權政策呢?假如把版權視為公眾購買的商品,那么它必須服務于公眾的利益。政府在出售公眾自由的時候,必須把它用在刀刃上,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出手,而且要小心謹慎。至少,我們必須把版權涉及的領域約束在一定范圍內,只要能夠保證一定數量的出版物和創新作品。

但我們無法用競價的方式來找出一個最低的價格消費我們的自由,這可不是什么城建工程。那我們該如何找到這最合理的“價位”呢?

一個方案就是將版權的權利逐漸削減,然后隨時觀察結果如何。通過觀察到的結果,計算何時出版物和創新作品的數量出現多大程度的減少,繼而我們就可以知道賦予版權所有者多大的權利是足夠滿足公眾需求的。我們必須通過精確的測量觀察來進行判斷,而不能聽信出版商的結論。因為出版商的權利受到哪怕一丁點的損害,他們都會夸大其詞,叫嚷著世界末日即將到來。

版權政策包含著幾個相互獨立的方面,它們可以分開來調整。當我們找到了一個方面的最小開銷,我們依然可以減小其它方面的權利而將出版發行量維持在一定水平。

版權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它的有效期。現在的有效期通常是一個世紀上下。把有效期減少至十年,從作品發布之日起開始計時,這不妨是一個好的開始。版權的另一個方面,涉及到創作后續作品,可以暫時不做修改。

為什么要從作品發布之日起開始計時呢?因為那些尚未發布的版權作品并不會直接限制讀者的自由。我們在還沒有獲得這些作品之前,我們是否有拷貝它的自由還不確定。所以,給作者久一些的時間來醞釀發布作品是沒什么壞處的。作者(他們通常在發布之前擁有對其作品的版權)很少選擇為了延長版權持有期,而延期發布作品。

為什么是十年?因為這個提議可以讓人放心。我們可以非常自信地說,這一削減方案不會對現有出版業產生多大影響。在大多數傳媒和藝術作品上,成功的作品往往只能在頭幾年帶來效益。而且,哪怕是那些成功的作品,在十年內也就停止出版了。甚至是一些參考性的作品,通常的也就在十幾年內有用。十年的版權有效期足夠了:更新的版本會定期發布,大多數讀者都會購買在版權保護期內的新版作品,而不會去復制一個十年前發布的無版權版本。

十年的時間也許還能有富裕。當運轉得比較穩定的時候,我們可以試著再減少些時間。在一次關于文學作品版權的大會上,我提交了關于十年版權有效期的建議。一位坐在我身邊的著名科幻小說作者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他說,有效期超過五年就已經讓人無法忍受了。

不過我們不能把這個有效期適用在任何形式的作品上。創作一個高度一致的版權政策,對于公眾利益來說沒太大好處。而且現有的版權法中已經有很多針對特定用途或媒介的條款。要是我們在雇人修建公路的時候,總是假設工人們要跨越千山萬水,排除萬難,那么我們可就總得花大價錢。這可不是個聰明的法子。同樣,假設所有的創作都是萬古常青,永世不朽的,那我們就要付出高額的代價,犧牲很大的自由。這顯然也是愚蠢的。

因此,也許小說,字典,計算機程序,歌曲,交響樂還有電影需要區分對待,賦予它們不同的版權有效期。然后,我們可以分別減少每種作品的有效期,直到達到一個合適的程度。比如,也許一個長度超過一小時的電影可以獲得二十年的有效期,因為創作它們可能有更多的開銷。在我所從事的計算機程序設計領域,三年也就足夠了。因為產品的周期要遠遠小于此。

版權政策中,還有一個方面,那就是關于合理使用的范圍:對于版權作品,一些部分或全部的復制行為是合法的。要削減版權權利,在這個方面最自然的一步就是允許個人非商業的,在人與人之間小范圍內拷貝和/或傳播。這一改變將會削弱版權對私人生活的入侵。而不會對出版物的銷量產生太大影響。(也許還有必要在法律上阻止類似拆封許可合同的條文來替代版權法的限制。)通過Napster的經驗來看5,我們也應該允許人們在未對作品進行任何修改的前提下,在公共場合出于非商業目的的傳播—當很大一部分公眾發現作品非常有用,要求拷貝和共享,并且只能通過嚴酷的法律對這部分公眾的行為進行阻止的時候,那么公眾就有權得到他們想要的。

對于小說,或者更普遍地說,對于那些用于娛樂的作品,在不修改的前提下進行非商業目的的拷貝對于讀者來說已經說足夠自由了。但是對于計算機程序,使用它是出于功能性的目的(為了完成某項工作),那么需要更多的自由。包括發布修改后版本的自由。關于軟件用戶應有的自由,可以參見拙作《自由軟件定義》一文。不過有一個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那就是在程序在發布兩三年后,再賦予用戶這些自由。

這些改變符合公眾對于使用數字技術的需求。顯然,出版商會反對這些建議,認為它們是“片面的”。他們也許會威脅說,這么下去就帶著他們的不朽作品回家。但他們最多也就是動動口舌,不會真的放棄發布作品。因為即便這么做,出版商依然有利可圖;他們也別想玩出花樣。6

當我們討論削減版權權力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到那些大公司會在和用戶達成的最終許可協議中修改它。必須有種措施,能夠阻止利用協議來增加版權法中沒有涉及的限制。美國的法律體系規定,可以對這些格式條款(即,經營者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消費者協商的條款)做出何種程度的限制。

后記

我是一個軟件設計師,并非法律專業的學者。我之所以關注版權,是因為在計算機網絡領域中,尤其是因特網上,版權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伴隨著計算機和網絡,我已走過了三十余個寒暑。作為一個普通用戶,我珍視我們失去的每一份自由,也關注那些即將被剝奪的自由。而作為一個作者,我更有資格反對任何對創造者的粉飾神化。出版商對作者的鼓吹夸大,不過是為了能夠擴張自己的權力。目的達成,兔死狗烹,作者將不得不把作品版權轉讓給出版商。

文中所涉及的事實,你都可以去查證;其中的推理論證,也可仔細推敲。你更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意見。但請你至少聽進我這句話:我,作為一個作者,沒有任何資格可以凌駕于你們之上。倘若你愿為我的付出獎賞我些什么,我會誠摯感謝并欣然接受—然而,請時刻牢記,切勿因為作者的這些付出,而輕易將你們自己的自由拱手相讓。

腳注

  1. 參看Julian Sanchez的文章“‘平衡’ 隱喻”帶來的麻煩,來思考“明確判斷和尋求平衡的類比會如何限制我們正常的思考方式。”
  2. 該法案后來重命名為CBDTPA。這最好解釋為“買吧,不過別想修改什么”(“Consume, But Don't Try Programming Anything”)。當然,官方的稱呼是“消費者寬帶及數字電視促進法。”
  3. 如果需要幫助,可以訪問: DefectiveByDesignpublicknowledge.orgwww.eff.org

本文發表于自由軟件,自由社會:Richard Stallman選集

譯注

  1. General Media,一間出版社,此處用來代指整個出版商。
  2. 拆封許可合同,即Shrink Wrap License。多見于軟件領域,一旦用戶拆開軟件最外層包裝的熱塑封包(Shrink Wrap),就表示用戶接受了軟件的許可證。引申為某種合同,協議或其它條文,只有在用戶拆開產品包裝后才能看到,并且一旦拆開包裝,就意味著接受其中的條款。
  3. 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些情況下,法律允許自由使用版權作品而不必征得版權所有人的同意,也不必向版權所有者支付報酬的情形。權利窮竭原則,是指版權所有人或其授權人創造或制造的作品,在第一次投放市場后,權利人即喪失了對它的控制權。也就是說權利窮竭了。比如,用戶購買了某品牌的手機,當用戶將該手機再次出售給他人的時候,則不必向版權所有者交納費用。
  4. 杰克.華倫蒂,前美國電影協會(MPAA)主席。他曾說過,倘若要給版權加個期限,那么就該是forever less one day。這句話源自一個英語的俗語:forever and a day。直譯為“比永遠多一天”。由于美國憲法要求版權應該有期限,因此杰克在這里將原句改為“比永遠少一天”。
  5. Naspter,早期的P2P音樂共享程序。使得用戶可以免費地與網絡上其他人共享音樂文件。因觸犯了唱片公司的利益,而被告上法庭,并被迫做出調整。
  6. 原句為“it will be the only game in town”。直譯為“這也將是全城唯一的游戲”。表示出版商沒有別的選擇。“The only game in town”是一本暢銷的兒童小說,在美國出版于1988年。
最頂

[FSF 標志]“自由軟件基金會(FSF)是一個非盈利組織。我們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圍內促進計算機用戶的自由。我們捍衛所有軟件用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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